在司法解释适用过程中，各级法院应对司法解释在适用上是否合宪合法进行控制。
然而，这一技术努力不但无法完全消除代码坚守历史、冻结未来的窒碍，还会陷入算法黑箱和歧视的困境。网络空间中发生的任何事件和行为都是0和1的集合体，涉及个人信息的任何行为只有遵循相应的信息科技规则才能得以表现，否则只能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乱码。
对于经过处理，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去标识化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第3项将其与加密信息并列，作为一种采取安全技术措施的个人信息，并未另外规定其法律后果。该技术立足于硬件机制的物理隔离，在计算过程中，数据以加密形式进入执行环境，只有经授权的应用程序才能予以解密，确保敏感数据在可信环境中存储和处理。日本2020年修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亦引入假名化个人信息，豁免了包括目的变更限制泄露通知义务持有的个人信息之相关事项的公布义务个人信息公开义务个人信息修正义务个人信息停止利用义务等义务性规定。〔34 〕HCD本质上是法学、信息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类学、人机交互的跨学科实践。对于已确定风险，应注意评估已采取的措施是否充分，并适时调整。
（6）易于理解：信息主体能够合理理解对其个人信息处理的期待，特别是当数据主体是儿童或其他弱势群体。MPC可广泛用于：（1）数据可信交换。尽管语言翻译能力超强，但人工智能实际上并不理解和掌握语言。
离开了法律主体，法律不是寸步难行，而是彻底行动不了。因此，机器人不可能有道德感，只有基于程序的反复和预先设计而总结出的规律，从而也就没有民事主体所必备的基于内心感知（良知）所做出的善恶评判和行为选择赵万一：《机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辨析——兼谈对机器人进行法律规制的基本要求》，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58页。如我国《民法典》第110条第2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假如人工智能都可以被认定为一种目的性存在物，具有多方面智力的动物就更是一种目的性存在物了。
法律主体仅限于人格人，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自律乃是人格人坚守自我目的性的基本方法。
[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页。与此同时，有能力独立地承担权利义务，乃是法人取得法律人格的一项基本条件。奴隶之所以不是法律上的人，主要是因为他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他必须服从于主人的意志，由此他事实上成为主人的手段和财产。……至于原始法律秩序之法律效果不仅加诸人身，且及于禽兽及无生命之物，从而对万物之‘行为皆加以规制，此种举动则是由于初民之泛神论相信万物有灵之故。
意志乃是由多个领域的认知能力综合而成的，人工智能建立在深度学习基础上的自主性，仅仅是一种源于算法程序的机械意志，而绝非心理认知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现代法律的法律主体制度是个二元架构，即自然人与法人各自独立地作为法律主体，他们共存相生，并行不悖。主体是意志的存在形式，主体的根据就是其意志而已。迨乎近世，社会日进，于是法人制度，应运而生。
既然对种种情绪、痛苦和幸福毫无感觉，不管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强到何等程度，它从中所能获得的所谓意志，绝不会是我们人类通常所言的意志。1.人格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 人自身就是目的，此乃康德提出的著名命题。
不宁唯是，法律要对任何违法行为——不管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是故意还是过失、是既遂还是未遂——的追究，从启动到终结的每一个细节都只能依赖于人格人来操作。人乃是一切法人的生命和灵魂，人天性带有的自律基因在法人身上得到延續，实属水到渠成之事。
正因为法人属于法律主体，所以法人像自然人一样享有名称权（类似于自然人的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利。冯珏：《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第116页。……法人并无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为自然人的需要而设。如果人工智能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人类不分伯仲，它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定当不存疑问。非洲习惯法可以没有困难地给予土地以权利和义务，正像印度法没有困难地给予非正统的受崇拜的神，或佛教法给予动物以权利和义务一样。由此引发的法律争议依然只能追究到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
（二）人工智能自身并非一种目的性存在 只有某些方面的智力，而缺乏基本的心理认知能力，尤其是匮乏创造语言与文化的能力，这就决定了人工智能对自身的存在毫无意识，它并非一种目的性存在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回答为何是且仅能是人，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作为法人的社团的义务与权利也就一定是个人的义务与权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主体乃是法的承载者，是真正的法律实体。
人工智能自身无法承载法，不足以成为法律主体，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8页。
法人实质上是人的物理组合，由众人联合成为一个法人，这中间发生的是物理变化而非化学变化，所以，法人不过是个体之人的放大，而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看作是法人的浓缩，如此而已。参见刘艳红：《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反智化批判》，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5期，第119页。质言之，法人同样是一种人格人。……如果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这一意志就享有法律上的存在资格，成為法律上的拟制意志，以某一名称为载体，该名称就成为法律上的拟制主体的人身。
故而，施瓦布才这样界定法人：法人是这样一种组织，它能够成为所有可设想的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并且其法律人格同其成员的法律人格完全分离。参见[美]茱莉亚·德莱夫：《后果主义》，余露译，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任何摧毁团体的努力，都注定是唐吉珂德大战风车。正是借助于权利和义务这种法律拟制，自然人变为社会关系中的法律人，成为法律主体，而不仅仅是生物学和哲学上的主体。
事实是，在人类的神经认知领域如视觉认知、嗅觉认知、味觉认知、触觉认知，当今的人工智能还远没有达到人类的认知能力与水平，而对幸福、痛苦和各种情绪的感受，目前的人工智能恐怕连一些低级的动物如虫鱼鸟兽的认知水平都比不上蔡曙山、薛小迪：《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从认知科学五个层级的理论看人机大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50页。作为法律主体的人格人实乃法律的生命和灵魂，没有人格人这样的法律主体，法律就不可能存在，即便存在，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言说并适用的法律。
人工智能不具备心理认知意义上的意志，它自身并非是一种目的性存在物，且不具有自律性，人工智能无法承载法。自律是近代道德哲学的伟大发明，它意味着道德主要与人们施加给自己的法有关，遵守道德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人们对利己权能的自我控制。人工智能尽管自身可以储存海量数据，并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对这些数据进行搜索和加工，其深度学习能力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此种能力终究只是一种高度程序化和技术化的逻辑运算能力而已。但严格来说，权利主体只不过是法律主体的一个子概念。
而法人享有此等人格权则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一旦人工智能成为法律主体，那依据民主立法的基本立法原则，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296页。
法律乃是一种具有相当抽象性的意识与观念，它不是人工智能所能理解和掌握的，人工智能绝不是合格的权利义务承载者。情感是先于理智存在的，人工智能只有智力，没有情感，不是真正的智能。
人类的智能源自人类的进化，它形成于人的童年时期。，人类对它的认识尚不过是冰山一角，而算法却是人类的作品，人类随时可以破解、优化乃至删除之。
